现在回顾起来，我有时觉得奇怪。我的一生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贾植芳

贾植芳（资料图片）

    “让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临近老年的标志，是在我接受的信件里，喜庆的帖子越来越少，而讣文却越来越多。”贾植芳生前在《一个老年人的自述》中曾这样描述——谁也想不到，这次所出的讣文竟然与他相关。

    学者李辉昨天（24日）中午从北京飞抵上海，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见到了对他影响极大的贾老的最后一面，“听说贾老师身体不行了，专程赶来，在病床握着贾老的手，叫着他的名字，他睁眼看到是我，口中嘟着想说话，只是说不出，然后大多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李辉昨晚对早报记者说，由于贾老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因为要赶晚上飞机，只好离开了，然而就在到达机场时，却接到电话——贾老故去了，那一刻，时间指在4月24日晚6点45分。

    记者连线正在现场处理后事的贾植芳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现场一片哭声。陈思和说，他和贾老的众多弟子正在现场处理后事，贾老的遗体已移到太平间，“太忙了，贾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三言两语实在说不清。”他说。

    据介绍，贾植芳早在去年农历新年前就住进了医院，上个月身体一直不太好，就在三天前，发生了肠梗阻，毒无法排出，随后逐渐发生脏器衰竭，虽经医生尽力抢救，但仍然无效，于24日晚6点45分故去。贾老临终前，复旦大学主要领导曾多次到病床看望，勉励老人与病魔斗争。

    而在昨天（24日）临终前，贾老生前的好友与学生不少从外地专程赶来，李辉专程从北京赶来，苏州大学的知名学者范伯群则专程从苏州赶来。对于贾老的辞世，知名学者钱谷融听到这个消息时表示十分惊愕：“我和贾植芳在1950年代就认识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赏的朋友之一。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率、风趣的人，这样的人不多了。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其实我一直想着他。”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陆炳辉作为陈思和的学生，经常出入贾植芳家中，他昨晚对早报记者说：“太悲痛了，贾老住院期间还经常和医生、护士开开玩笑，现在说走就走了。”他说，他和贾老认识20多年了，对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人格的魅力，“贾老对朋友豪爽，对学生一直关心爱护，一直鼓励我们多做事情，昨天中午我到他病床前，他还提起我翻译的书的进展——这些小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记得，让我很感动。”

    说起对贾老的印象，李辉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了两个字“感激”：“认识他整整三十年了，他给我的最大影响是做人的态度与独立的人格，从不趋炎附势，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那么多磨难。”贾植芳曾多次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1955年起，贾老因为胡风案而身陷囹圄达25年。

    “25年不见天日的时光，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为了整个国家，我应该回来，应该站出来说话。我的朋友没有做错，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出卖他。”贾植芳曾这样说，“在我的文学生涯和生活中，胡风都给予了热情扶助和无私帮助，这些，我都是永远感激和难忘的……我与胡风的感情，主要是出于友谊以及对朋友忠诚这一古老的中国人的为人道德。”

    对于与贾老的交往，李辉说，认识贾老其实是在图书室偶然遇见的，因为他最初并不是贾植芳的学生，“那是1979年，当时我正在复旦念书，他则刚刚获准从监督劳动多年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当图书馆管理员。印象里那时的他是个小老头，热情，开朗，健谈，与他在一起，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相反感到非常亲切。每次去找书，他会与我谈上许久。在课堂教学之外，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不少现代文学中的人物、作品和掌故。”“与课堂教学相比，我更喜欢贾老采取的那种无拘无束、坦率的聊天式讲课。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大学教育真正的精华与魅力所在。”他说。

    贾植芳

    “七月”派作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16年9月29日出生于山西襄汾，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主编。著有《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译有《俄国文研究》等。

    1936年、1945年、1947年和1955年，贾植芳四次以政治原因入狱，对此他一再表示，“我不后悔，这是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