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余虹老师写于波士顿2007年5月的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中结尾所引用的里尔克的诗歌。

    再次阅读这几句诗歌，我们更加明确了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是多么的不安：面对死亡，我们依然没有认清痛苦，我们也依然没有学会爱，我们依然无法揭开死亡驱使的那层帷幕。每一次的死亡，都带来了秘密，也带走了秘密，每一次的死亡，都让我们无所适从，不知道剩下的时日，我们该如何生活。

    在里尔克这首《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第19首中，还有最后的两句：惟有大地上歌声如风在颂扬，在欢呼。

    余虹教授没有引用这两行诗句，最后的这两句似乎更加昂扬一些，诗人由悲观转向了肯定，余虹教授似乎并不愿意转向肯定？似乎要把这个肯定留给我们？

    我相信余虹教授的引文来自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在这篇思考里尔克和荷尔德林诗歌的长文中，海德格尔追问了一个问题：在贫乏和黑暗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也是追问：在世界之夜的时代，在一个充满灾祸和灾变的时代，思者何为？思想者是否进入了世界黑夜的命运？余虹教授的离去余留给我们这个严峻的问题。

    我相信对海德格尔思想有很深体会的他一定也在自我追问：在当今中国这个充满灾变而不妙的时代，思想者何为？也许，余虹教授把最后肯定的诗句留给了我们。是的，在这个哀悼的时刻，当一个生者离开我们，带走了他的所有秘密，余留给我们的只有歌唱，只有对这个离去生命的大肯定，在大地上的肯定！只有对于他所选择的所有方式，对这个有限生命存在的全部的肯定！愿他的灵魂可以安息！

我想再次引用一首里尔克的诗歌，以此献给余虹教授：
主啊，给每个人以独特的死
从那个他活着有过爱、感觉和苦恼
的生命中走出来的死。（1903年）

    ——对于里尔克，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开始，是新的开始，诗人相信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伟大的死，每个人都会出生入死，出死入生，进入另一种的生，这另一种余存的生命留给了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余虹教授触及了那个只是属于他的死，他撞击了自己的极限，也触及了生命的忧伤，我们失去了余虹教授，他是否也失去了自身？为何他如此的决然，选择赴死？这个世界对于他不再有希望？不再有存活的余地？与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黑夜的时代不同，我们自己的时代则进入了一个“无余的时代”，余虹教授赴死的决断再一次启示了我们这个无余时代的来临？但是对于哀悼的我们，我们不得不找到存活的余地，我们不得不活下去！因而，死亡不仅仅是个体的，也是公共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也是属于我们这些他者的，因而才有我们现在的哀悼与对哀悼的思想。

    在余虹教授献给他的老师石璞的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中，他隐喻地指向了老师的专名：“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甚至问道：“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他发现了老师能够活到一百岁乃是其生命的“坚韧”：“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在“当然”与“然而”微妙地转折与肯定之间，渗透了余虹教授自己的哀悼之情，因为余虹教授马上写道他的老师这种“不绝的微光”，正在——“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这是余虹教授的自我哀悼？

    当余虹教授哀悼异国的杀人者韩国人赵承熙时，他发现了“陌生的爱”和绝对的宽恕：“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

    当他哀悼人大那位跳楼自杀的女博士时，他发现了：“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因而他发现了生之郁闷，这在他写作《我与中国》这个文本时尤为明确指出来了。

    余虹教授一直在思考幸存，而且，他在思考“余存”时，他说到了这三个词：“坚韧－郁闷－陌生之爱或者宽恕”。

    这三个词，我们一直还没有思考过，我们还一直很陌生，尽管我们好像天天在经验它们，这三个词触及了我们生命的有限性，我们个体的时间性标记。书写这个哀悼的文字，作为对个体的哀悼，即是开始再次在我们的内心铭刻这些语词！

    “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这是余虹老师最为沉痛的文字！我们不得不反复倾听这颗死去的心所发出的声音，直到这颗心复活过来！

    “坚韧”，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生命情调，坚韧是一个矛盾的词：坚强的应该很难柔软，有韧性的一般并不强硬，但是汉语的“坚韧”却奇妙地结合了二者！坚韧既坚强又柔韧，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阳刚又非一般意义上的阴柔，也不是二者的直接结合，而是一种新的综合状态：这需要一个人在岁月和世界的经验中，饱受煎熬之后，才熬炼出来的生命情致。只有一个人能屈能伸，经受过屈辱，才可能获得坚韧的如此品格。

    坚韧的情调也是中国文化生命智慧的浓缩，联系爱与宽恕的问题：坚韧也是能够自我宽恕的德能，同时也是能够宽恕别人的谦逊：对别人就自己的伤害可以忍耐，对自己所做过的坏事则已经祈求过宽恕。坚韧，一直在请求宽恕中积蓄着，离开了宽恕，坚韧就会断裂，尤其是当别人无法宽恕自己之时，以及自己无法宽恕自己之时！因而坚韧的品格是拒绝死亡的！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从不提倡死亡的决心和献祭的冲动之故！坚韧，其实即是我们传统思想的精髓：所谓的中庸之道，所谓的忠恕，其实都在坚韧的沉默品格中浓缩着。因而，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没有被思考。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越来越走向个体的时代，一个欲望被肯定的时代，坚韧的容忍与坚韧的忍让，似乎都已经不再合适了。当然这可能是假象：似乎是彼此之间的交往空间扩大了，不需要通过隐忍和忍耐来承受，每个个体自己可以找到发泄的管道；其实，也许更加是——我们失去了彼此忍耐的能力，我们甚至都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也可以说，在一个多元化时代，我们不再选择这种生命情调作为我们生命的基本支持了。

    因而，当余虹教授对她老师石璞教授作为一个女性能够以长达百年的长寿经受历史的风云时，他发现的是这种坚韧的可贵的传统品格，但是对于他自己呢？

    余虹教授无疑也是一个坚韧的学者，在他的文字之中有着一种思想的坚韧的品格，但是，对于他，坚韧——显然不是唯一的情调，或者说，坚韧对于余虹教授，已经分解为：坚决和刀刃，他的思想中隐含一种锋利，一种思想的尖锐，一种受到西方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死亡哲学所吸引（如果不是说诱惑的话）的穿透力，一种现代个体通过有限性自我生成的坚决！如同他反思那个哈姆雷特式的自我追问后写道的：“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在这里，余虹教授已经超越了作为剩余者的哈姆雷特，而向着决断跳跃，成为了无余者！

    正是“坚－韧”的内在断裂——在这个时代又如何能够不断裂呢？也许我们都处于这个断裂的经验之中！通过死亡我们获得了个体自我承担的决心，这个决断之心隐含了赴死的决心，那个“韧性”更多表现为与世界、与社会关系决裂之后的自我持守！这是个体的孤独不得不承担的命运？但是在一个并不承认个体意义的社会，这样的决心只是让自己处于更加无余的境地！

    也许，对自己老师长寿而坚韧的生命的思考，只是让余虹教授更加明确了自己赴死的决心，因而在写给老师的文字时，他却想到了另一位女博士的自杀，想到了生命之脆弱，他让自己的生命进入了无余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