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绝对化思维，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简单的敌人、战友与第三者（当时称为逍遥派，往往大家都不喜欢、也难以容忍）。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点理解和同情及不愠不火的相处。

    1979年路过北京，一个老朋友带我去看北岛，算是初识。几年后，北岛携新婚的妻子邵飞来内蒙古周游，曾到我借居的平房聚饮。北岛是个细心人，记得还带了两瓶好酒，一瓶古井贡，另一瓶竹叶青。那天大家成箱地喝啤酒，只有阿古拉泰独自喝光了古井贡，而从来不收藏什么东西的我，居然把那瓶竹叶青一直留到现在，成为真正的陈酒。前些年暗中有个想法，可以在庆祝北岛获某个文学奖时邀同好来喝掉它，现在看来没戏了，也就更没喝掉的理由。

    借着酒兴，那天大家唱了半夜老歌，许多是“文革”歌曲，北岛也兴致盎然。这种看来像是奇怪的精神悖离现象曾让我思考良久，发觉声音要比别的东西更沉潜在人的意识底层，甚至终身难以消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这也是一代人的宿命，即使最坚决的叛逆者仍不能不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和限制。

    结束周游回北京后，北岛寄给我一篇某个老干部回忆长征的文章，希望能够见刊。以我当时想法，这不该是北岛的做法，也就没有理会。现在再来审视同一件事，觉得能够跨越不同的年龄与身份而寻求彼此的理解与友谊，正是北岛高明之处，也是他一直以来追求的理想境界。倒是自己，未免失之偏狭。

    北岛随后不久就出国去了。多年后，读到《失败之书》，那是他在海外寻求人与人之间友谊和温暖的记录，书题则表明了某种结论性的观点。许多以前的朋友对之不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理解，觉得他是不是放弃了曾经坚持的立场？

    我看完此书后不能不觉得沉重。北岛在海外交游颇广，其中不少和他一样是怀疑主义者，对身边的文明持批判态度，譬如美国垮掉一代的金斯伯格、其好友盖瑞、墨西哥诗人帕斯等，差别似乎在于那些斗士或学者，不管如何另类，最终都还是在某种人类文化中找到心灵的寄托，或是东方佛教，或是印地安神话；但所有这些都并不能安放北岛的灵魂，他的精神与身体一样，始终处于游荡中。其实这并不只是北岛的悲局，而是大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悲局，北岛不过以诗人的敏感，更早也更强烈地感受到它罢了。他所言之“失败”，如果我没弄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想起《陌生的海滩》一诗的结句“孩子们追逐着一弯新月。／一只海鸥迎面扑来，／却没有落在你伸出的手上。”这是无望中的希望，谁能证明自己的经验以外就没有一个生动与充满希望的世界呢？但对北岛来说，更大的悲局在于他已游历过了这个世界，却仍然未能消解自己的疑惑。（或许正是游历这种方式，令他很难介入一个社会甚而只是一个人的深处？）

    北岛和邵飞的婚姻关系就是在这种飘忽不定的游历中结束的。他目下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不大发出从前那种震聋发聩的声音了。对这位当代诗歌的先行者而言，身处其间的世界仍是一片“陌生的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