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
如我这一代的年轻人，是读外国小说长大的。外国小说里，有更繁华的都市，更新奇的景象，我对着这些看也看不完的“西洋景”展开无尽的想象，是这些想象，促使我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因此成就了那最初的一些小说。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所动用的，看似天马行空、张扬跋扈的想象力，始终蜷缩在一种羞怯而闭塞的情怀中，盘旋在西方文学笼罩下一小块低空里，从未飞跃真正的边疆。
边疆在哪里？世界应当如何在笔下展开？这些或许对别人来说很初级的问题，在我这里却变得很艰深。我带着这些问题，重新打量周围的世界。这里我所说的周围，是真正的周围，是生养我、承担我的生命的周围。说来也真是好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有余，我才真正对中国这片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片土地是神奇的，这种神奇，具备了飞跃边疆的可能性。
将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的对比，就会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以石头为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石头是个重要的意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索性原本就是一块石头。石头，作为大地和自然的象征，可以成为生命的开端，同时，它们承载了石头的灵性，成为一些获得奖赏的生命，演绎的是一番传奇的故事。而在西方却是截然相反的。在《圣经》里，罗得的妻子因为好奇，又或许是贪恋，回头看了一眼变成废墟的索多玛城，于是变成一块石头。这里的石头，坚硬而冷酷，它是一个惩罚的结果，是生命的终结。《圣经》里再也没有提及这块石头后来怎么样了，它就算是信了上帝，恐怕也于事无补了。大概只有把它拿到中国来，才可以得救。吸纳几百年天地自然的灵气，或许又可以幻化出一个有故事的生命。
西方有雕塑的传统。他们把石头雕成神的形象，摆放在教堂或者宫殿里。关于雕塑，西方有这样的说法：当一个雕塑家把石头雕成一尊塑像的时候，他其实所做的，是把那个原本就在石头中禁锢着的人，解救出来。这个说法倒可算是赋予了石头几分神力。可是在中国，石头被天然地置于园林和庭院中，人们不需要通过雕琢成人形，就可以看到石头的生命。可见，中国人的想象力，从来不会受限于轮廓和边界。
还有一个关于石头的故事，在中国和西方有着极其相似的版本。那就是愚公移山和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两者看似相同，其实却大不相同。愚公移山，山石都有灵性，万物受天神的支配，他这种看似无意义的反复劳动，最终打动了天神，天神遂帮他移走了山。所以“愚公移山”这个成语中，“移”字，用得非常精妙，它有一种轻易，有一种神奇，因为愚公真正要移动的，并不是山，而是天神的意志。但生在西方，与和愚公同样遭遇的西绪弗斯，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推石头上山，原本就是作为一种惩罚，冥王又是绝顶冷酷，不可能转变心意，改变自己已经做出的裁决。
所以同样在运石头，西叙弗斯是绝望的，但愚公却充满了希望。这种希望，正是一种中国式的神奇，它赋予了万物灵性，也让世界变得柔韧，通达，没有真正的绝境。在没有绝境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在一切事物上寻找可能性。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成为我们运用想象力试图抵达的地方，但可能性之无穷，又是我们运用全部想象力，都无法抵及的。
万物有灵，当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绝不是在重复陈旧、腐朽的宗教理论中那种消极教化的观点，“灵”是一种活跃的能量，是一种承载了记忆和未来的生命气质。一个看到万物有灵的作家，并不需要在小说中写出万物的灵，他应当留出一些空间，将万物的灵像种子一样播撒在那些缝隙里，使之随处充满着萌发的迹象。一篇小说，就是一个盛纳生命的容器，但倘若在它的里面，只有茂盛的树木，没有种子，那未免太拥挤了，失去了自由的呼吸，不会是好的小说。
英国学者迈克尔·伍德写的《沉默之子》，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评论著作。他通过对西方当代小说具体文本的研究，指出“当代小说是沉默之子”。在我看来，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的小说应当是更加沉默的。在那些留白和缝隙之间，将要破土萌发的种子，以一种可以忽略不见的微小形态存在着，没有人知道它会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树。它用沉默的方式，与那些已经长出固定姿态的喧嚣的树木对峙。它的力量在于它没有释放任何力量。它力量在于它要你等待，逼迫你想象。中国小说翻译成其他任何一种文字，文本都会增长许多，可是即便再长一些，也无法言尽原来文本的含义。这是因为，有许多沉默的种子，藏匿在中国的方块字之间。它们之上所包含的记忆与未来，可以占满所有有限的空间。
我必须感谢西方小说，如果当时没有读到它们，我或许根本不会开始写作。然而，是中国的生活教给我，该如何继续写下去。与开始相比，继续更难，除却因为这是耐心和勤奋的考验之外，还因为，现在的这位老师，要更加沉默。它想要教给我的东西，像万物的灵，像静定的种子，躲藏于一排排方块字的背后，等待着在我的笔端萌芽。（张悦然：“80后”作家）
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