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把我戴在您白皙的手腕
每天晚上值班,基本没有事,我就拼命看报纸、听广播。我喜欢听音乐,尤其是当年流行的港台歌曲。有一次听
我放下电话,抖抖伙伙调高了音量。电子管有一个难以攻克的缺点,就是噪音大。加上是短波频率,那优美的音乐时常被噪声淹没了。但我感觉到,她听的很专注。
深夜,我关了收音机,准备上床睡觉。电话响了,又是她的声音:“谢谢你。就是声音不太清楚。”我像个地下工作者低声回答:“我听的是外台。”
就这样,我们共同欣赏音乐一个月,有一天晚上,她打来电话,问我还记得5年前甘村之夜吗?我说当然记得。她说你还记得那个安慰你的姑娘吗?我沉默片刻。那年闹地震,我还是个初中生,跟镇政府工作的父亲一道下乡,父亲领导抗旱救灾,我则躲避地震。一天夜里有线广播传来“地震马上就要到来”的呼叫,我惊慌失措地离开甘村大队部平房,跑到外面空地上,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一位上山下乡女知青端来一张长条凳,叫我坐下。我浑身筛糠,颤抖的厉害,女知青牵着我的手,安慰我不要怕。地震破坏房子,我们在这么大空地上,平安无事的。但我的上牙不听使唤地打下牙,带动她跟我一道颤抖。
恐怖之夜过去了,黎明准时到来,地震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发生。在黎明的光线中,我发现她是那么漂亮,肤白如玉,她的心是那么善良,她的意志是那么坚强。
她是毛泽东文艺宣传队队员,是赤脚医生。我对她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该怎么感谢我?”她中午在乡村诊所见到我时开玩笑地说。
我的玩笑开的比她大。那时手表和自行车是罕见的贵重物品。我说等我劳动有钱了,为你买一辆自行车,飞鸽牌的,永久牌的,任你挑选好了。她说那东西太贵,小家伙,你就买一个手表送给我好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小意思。我还要在手表上写上我的名字,作为纪念。她说好啊。那就等着你了。
两天后,我真的送给她一个手表。她没有吃惊。因为那是我用纸张和尖刀剪制的假表,把它带到她的手腕,我还煞有其事地用铅笔画了时针、分针,歪歪扭扭地写上我的名字。她微笑着对我说,小家伙,你画的真像啊,说不定将来成为画家呢。
不久,我离开了乡村,回到镇上。由于走的突然,没来得及和她告别,也不知她的姓名。
几年过去,这少年的趣事淡忘了。没想到她记得清楚,还认出了我。
以后,每天晚上,我准时打开收音机,那夹带噪声的抒情歌曲飞出我的窗口,穿过静静的小院,进入她那边的窗口。我们就这样保持着心灵的感应和交流。
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一篇小文章在省广播电台播出,我成了小镇名人。我的“音乐转播”也将结束。我联系了县城一家单位,即将离开故乡小镇。那几天,我站在窗前,凝视对面的窗口,昏黄的灯光里,她的身影出现了。我对她点点头,对她微笑。她也对我点点头,对我微笑。我们竟然没有说话,没有约会。
我悄悄地走了。我的单位在县城城区的外围,比较偏僻。每到夜晚,黝兰色的夜幕降临,我就来到河边,不由想到她。我想给她写信,可我终究没有写。
为了回避她,我宁愿跑到很远的邮局寄信。
三年后,当我们偶然相遇,是在一辆回乡的晚间公共汽车上,很不幸,客车为躲避一辆疾驰的大卡车,迫不得已一头栽进公路旁的农田里,她当场昏过去,满脸是血。我则完好无损。我赶忙把他背进附近镇上的医院。还好,她没有严重内伤,很快醒了过来。医生准备给她的伤口缝针。她害怕了,声音有些颤抖,跟我多年前地震之夜颤抖一样。她两眼恳切地看着我,对我说:“你过来,你握住我的手,握紧些,再握紧些,那样我就不怕痛了。”
我俯身握着她的纤纤玉手。她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死死握住我的手,握得比我还要紧。与其说是我握她,不如说是她握我的手。我沉稳地安慰道:“别怕,有我在,有医生在,你很快会好的。”
她安静下来。我轻轻抚摩她的手背,转移她的注意力,给她勇气和力量。
送她回家的路上,她惋惜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约我上东山呢?”
我无言以对。我不能说出我内心的自卑。
“你为什么没有当年小家伙的那种勇气,在我手腕再画一次手表呢?有多少人追我,我没答应,等着你请我上一次东山。可这一等,就是750天,我想我不丑啊,也很善解人意啊,会做家务,跟你一样高中毕业啊。莫非,你嫌我比你大?是呀,我大你4岁,这是事实。”
“你误会了。你那么美丽、善良,有一份好工作,我配不上。”
“我知道你的工作不理想,但你是个有志青年,县长都知道你的名字。你的父亲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不肯出面开后门、拉关系,但有我呢。我会托人推荐你的。推荐人才任何年代都不是坏事。”
“我,我……”我嗫嚅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我恨你。我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她的身影消失在暮色四合的小镇巷口。
我呆呆地站在阴影里。东山秋月,金陵一景。东山犹在,但我失败了,失败在没有任何行动和尝试。我还能东山再起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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