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我为何建议中央“为地震死难者下半旗致哀”？

半 岛﹙作家﹚

  一丝疑虑

今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汶山大地震传来，虽然死亡人数没有唐山大地震多，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给10万将士和民众救灾带来很大阻碍。其震级之大、波及之广、影响之“恶劣”是解放建国以来罕见的。

在电视上先后看到温家宝总理、胡锦涛总书记冒着山石滚落断路的危险，奔波在一个又一个重灾区，亲临抗震救灾第一线，我隐隐有了这样的想法：党和国家领导人确实在主政执政理念上发生了变化，在公众面前更多地表现出平民的质朴、人性的关怀。我想，如果向中央建议“为地震遇难者下半旗致哀”，不知会有何“结局”？

对这样一个建议，我是有一丝疑虑的。我们国家历史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尚无为自然灾害受害人举国下半旗哀悼的先例，只有已故的最高领导人才可以隆重国葬，并且下半旗致哀。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那么惨烈，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几乎无人想到为地震遇难的民众下半旗，更谈不上向上面提出建议。即便现在也有人说老百姓死了，有什么好下半旗的？相当的人对遇难者和国难的关系认识模糊，他们有同情心，有爱心，但缺乏与时俱进的“政治意识”“人文主义意识”。

记得前苏联一次地震2.5万人丧生，举国下半旗哀悼。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冲击”了我的观念，难道还有为遇难的普通老百姓举行如此规模、规格的悼念仪式吗？后来从国际新闻中听到拉美、欧洲国家为洪灾风灾的死难者，甚至只有2000多人的死亡举国哀悼下半旗，我的观念再次受到冲击。看来，部分国家和政府在对待民生、民权问题上越来越开明、开放，表现出“天人合一”“官民合一”的划时代的理想和宽阔的胸襟。

国家可以有许多，政府、政党可以有许多，但地球只有一个，生命只有一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之后，我们为死难者致哀，尊重死者，慰藉生者，珍惜生存，热爱生命，这可以体现普世的人生、人权价值观，也可以营造亲民政府、和谐社会。

        国家形象

15日晚，在大地震发生3天后，我终于在江苏都市论坛、西祠胡同城市论坛发表《建议为大地震死难者下半旗致哀》的短文。我当时心有余悸，这个建议毕竟超越了一般人，甚至超越了很多高级官员的“认知程度”“思维惯性”“心理定势”。弄不好还要承担“政治风险”和“干扰公共秩序”的风险。经过思索，我决定不在上网表达观点，而是通过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提请新华社总编室转达中央、国务院，邮件很快被退回来，原因是“对方邮箱存量已满”，不能进入。我又改发新华社国内部、中央机关报人民网人民热线、中华网，邮路畅通。

我在给中央的而建议中说：“汶川大地震造成10万平方公里的严重损害，波及全国15个省区直辖市，预计超过5万人丧生，温家宝总理回京前宣布这次地震比唐山大地震还要大。记得前苏联一次地震2.5万人死亡，举国下半旗哀悼，其它国家也有在特大自然灾害后下半旗致哀的先例。这就是说，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虽然发生在一个地区，但影响远远超过了本地区，可以认为是国难。国家用对待国难的方式表示哀悼，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关怀生命的精神，会激发国民众志成城、战胜危难的强大力量，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对生者的慰藉。同时在全世界树立新的更加人性化的国家形象。”

尽管在法律上，我认定我的建议没有违法，一个公民有通过正常渠道向各级政府表达自己意见、建议的权利，但我仍然想到很久以前有人给“上面”提出建议而受到警告、跟踪、逮捕的情况。甚至有一个人向中央发信后整天呆在家里等抓。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变化必将引来思想变化，社会共融、宽容只会逐步提高，而不会削弱，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志。如果在大张旗鼓的阶级斗争年代，谁建议给唐山大地震遇难者下半旗，就有可能由人民变成敌人。

     天安门下半旗

5月19日清晨，在我转发中央的建议函4天后，我从广播里听到了《国务院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听到这一消息，我心里的一小块石头欣慰地落地。我想，向“上面”和“最高机关”提建议的肯定不止我一人，为地震遇难者下半旗举国哀悼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公民的共同心愿，“我们”终于“想”到了一起。

   我在电脑上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下半旗的照片，不由想到，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决定为普通死难民众举办三天的哀悼，第一次为此下半旗，这是把民众、公民的地位抬得何等高。中国有望，和谐有望。

2008.5.19．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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