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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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的门吱呀一声，那拔的脚从门缝里伸了出来，接着是身子，敞地上的枪又麻利起来。那支脚在门缝里迟缓了一下，紧接着，老人的身影出现在台阶上，手上的鼓槌像一根拐杖，撑着他一把年纪的身子。那拔的背已经弓得像一道河湾。这样的背使他无法看到头顶上蔚蓝的天空，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大脚掌和布鞋，像两条狗一样趴着走路，但当他推开门，他发现敞地上空了，汤厝的人都跑光了吧，没有跑的在鼓楼前被共产党统统杀掉了。敞地上的枪对准了他。他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脚和地面，他看不到那些持枪的脸。他扶着门走出来，走到鼓楼台阶前，立定，所有的枪都集中到了大门前那条缓慢的身影。

“慢！”

红军长官一挥手说，他帽子上的五角星滑过一线亮色，与汤厝水亮的日光打了个擦边。

那拔的木槌掉在鼓楼的台阶上，滚到了族长伸着的那只手旁。他看到族长倒在了台阶下，土冲在地上，手所指的方向能辨别出他刚才的挣扎，那白族长死了。其他的人也死了。那拔安静地站在台阶上，脸色还是那么苍老，也许他感到，从此之后，族长再也不需要他拿什么注意了的吧。昨天晚上，族长跟他说，红军长官让他把村民招到鼓楼前开会，挑几个带路的人，说他们要很快的离开这里，去南边支援。

族长问南边什么地方，长官说：广州、南洋。广州南洋？族长没有听说过，但还是应下了。答应给他们一个向导，带他们走出沼泽地。长官问族长：红军你知道吗。族长说不知道。那八路呢。族长使长官得到了同样的答案。长官哈哈大笑，得意的样子倾满一地，然后送给族长一枚像枣子一样漂亮的子弹作纪念。

“我们的友谊，”长官先生说。

事实上，汤厝没有这么陌生的话，所以族长说，我们喜欢说兄弟或者好兄弟。接着又说，他很高兴拥有一颗子弹，但却没有用。于是长官又送他一支手枪，还系有一根红色的绸带。这么短的枪，族长还是头一回见到，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他把子弹推进去，对着长官大喝一声：“不许动。”长官的水烟筒啪一声掉地上。卫兵们连忙喀嚓举枪。族长哈哈大笑，赶紧弯腰去地上把长官的烟斗拣起。

族长交代了那拔明天擂鼓的时间。

那拔没有去拾滚下去的鼓槌。

木板上响起脚步声。老人经过管押母亲和我的坊间，在门口他朝我们看了很久，才慢慢转身离去。木板上的脚步声，像一队鱼消失在黑暗中，长官和族长的谈话不时从黑暗那边的大厅方向冒出水泡。过了一会儿，那呼吸比脚步声还粗重的声音又响起来，老人出现在门口，手上端了些剩饭剩菜，让我们吃，他发现角落里还有另外一个人时，他又走回去，取了些过来。

“是苏联人吧，”母亲想像着说，似乎在问他。

角落里的俄罗斯人想向我们说些什么，但母亲听不清他说的。于是他就唱起歌来。从那歌声里，似乎能听出一些豪迈和明朗的东西，但很快就被淹没了，士兵枪托砸在他身上，只要他一出声，就挨打，以至于他再也不弄出任何声响了。从那张脸，我很快想起一个人物。我知道他是谁了。

“布尔什维克，”我说，“我在照片上见过的。”

“瞎说，”母亲将我的嘴巴捂住，我透不了气，我说：“我要喊了……”母亲才松开手。是的，我在爸爸的抽屉里见过照片，跟他们长得很相。可是爸爸去了海那边，我妈妈元秀说，我们在回南方的路上被这些扛枪的人捉住，走很远的路，到了这里。我问母亲爸爸和蒋伯伯会不会来救我们。妈妈说会的。

“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呀。”

“有知道的。”

“海那边是哪里？”

“台湾……”

我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但知道台湾有我的爸爸，他会派人来救我们的。其实，我知道爸爸在重庆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但元秀骗我，说爸爸在海那边。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只有族长跟长官先生谈得比较晚。我似乎睡着了，听到鸡反反复复地在叫，明天，他们又会把我们押送去哪里？

驼背老人没有来屋里收盘子和碗。

大沼泽没有结冰，也没有下雪，平旦得一望无际，但它却像一座难以翻越的高山，横亘在我们面前。

红军长官问打鼓的驼背老人是否知道走出沼泽的路。老人听不到，长官在他后面踢上一脚，那拔像根木头一样栽倒在地，弓形的身子往前滚足了一个圆圈，他费了好长一阵功夫才从湿地上爬起来。长官问，知不知道。那拔仍然不说话。长官举起枪，一只眼睛瞄枪，一只眼睛盯着他，可老人的眼睛看不见这些，他只看得见自己眼前的脚（它们像两条狗）和大地，红军长官抡起枪托，朝老人的脊梁砸下去。

“会直的，”长官先生说。

老人哇的一声载进淤泥里，左边的鼻孔流出了一线长长的血，就着又哇的一声，喷出一口大血，可并没有听到脊梁喀嚓折断的声音，老人像一条死鱼浆在泥里。我吓哭了，我的哭声换来长官先生更为得意的笑，而我也哭得越发大声了。

"不要哭了！"长官先生吼道。

于是我不哭。

“是不是该给大地减少些负担了，”红军长官微笑着对苏联人说，“我们的国际主义战士！”

妈妈背着我，国际主义战士背着气息奄奄的那拔，深浅不一地走在前面，三十几杆枪跟在后边，黑压压的在沼泽地里乱撞。刺刀上的红飘带像植物盛开的花。也像血。

冬日里的阳光明明晃晃，却跟死尸一样白冷，太阳好像就在身体里，却没有一点暖和的感觉。整个沼泽地都在摇晃。妈妈一不留心就滑倒在泥里。我的手猛地插进了水中，母亲赶紧捂住我的嘴，不让声音泄出来。两发子弹在元秀的身边开了花，泥和水花溅起来，生痛的打到脸上。

长官先生的刺刀朝妈妈和我插下来。这时，即使是泥土也无法堵住我嚎啕的哭声了。

“万物跟随河流的意图。”

老人突然说话了，虽然声音极其微弱，但每个人都听到了这句话。苏联人将背上的老人挪了挪，顿了顿，老人的头抬高了些。

刺刀停在空中，阳光在刀口上割出一道流动的寒光，一点一点的滑向刀尖，最后又回到刃的根部。女人翻滚着爬起来，抱起我，步子踉跄。她的脸上挂满了泪水，鞋已经掉了一只。那双冻红流血的脚在冰水里插进去，又拔出来，拔出来，又插进去。我感到了她体内的热量在慢慢流逝，我也感到了自己的沉重。

“多久？”长官先生问。

“两天一夜。”

对长官先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答案。老人的舌头在嘴里打转，冒着血泡，脸色苍白，是我见过的死人的脸色，但我始终能听到他的每一个字，幽幽地浮出，像鱼儿吐出的水泡。红军长官抬起头看了看四壁苍茫的沼泽，又看了看脚下的河，最后把目光落到那拔垂死的脸，说：“好兄弟，你到底还是说话的。”

这次，他没有说我们的友谊。老人的眼睛轻轻地动了一下，但眼神里什么也没有留下，而他似乎已经回答了长官先生似是而非的问题。

太阳压得很低，空气慢慢变得混浊，失去了先前的透明。我们在沼泽地里也逐渐变得模糊，彼此隔了一层粘稠的东西：即我们不能逃离，也又没有办法靠得更近。那东西或许是雾，而雾正在吞噬这片茫茫大地。

黄昏来临时，河突然没有了，在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枪声！

俄罗斯人以及他背上的老人倒塌的声音。

母亲的手迅速地捂向了嘴，一团很大的东西在她匀称的身段里上下吞吐，最终未发出多余的一点声响。

雾和黑夜将倒塌在地上的人从大地上抹去。枪声在沼泽地上显得异常的空阔辽远，倒塌的声音又掩盖了它，最后只有寂静在沼泽地上荡来荡去。

三十几杆枪在大沼泽地上支起夜宿的棚子，红军长官大声命令道：

“支起大和民族的太阳！”

他头上的五角星已看不清，而太阳旗一下子点亮了所有帐篷，它像一个遥远的中心，那拔和苏联人的尸体在帐篷附近，开始向淤泥中下沉，老人的眼睛流着坚毅的光，虽然痛苦的神情占据着面部表情的全部，而脸上那些藏得很深的笑意，在极度疼痛的底层，我却感到了。那是一张苍老得没有任何成色的脸。

唯一的女人被他们拉进帐篷，撕心裂肺的呼喊巅破了地皮。

他们把我扔到了一边。枪和刺刀在我头上摇晃，我仿佛已看到多年以后能回想起的那些陷进沼泽的灵魂。

早晨，我醒来，奶子河的尽头，安静得像一柄勺子。沼泽地仍然留在即将苏醒的梦中，那些伸向天空的手臂之下的身体已被大地吞没。

我没有陷下去仅仅因为我是个孩子。苏联人也没有死，他在不远处向我招手。日本人的枪射中了他，但背上的那拔挡去了子弹，他只是受了些伤。大夜来临，当沼泽地在不知不觉中下陷的时候，他从那拔的身下爬了出来。正要朝前爬去。

这时，我看到先前戴红军帽子的长官站在另一侧，举枪向着他，说：“战士，你不应该装死！”俄罗斯人摇晃着立起来，朝他一笑，顿时，那颗子弹像炮弹一样飞向了他。斯拉夫人再次摇晃，往后倒下去。就在这时，我看到长官捂住了自己的胸口，血从他的身上汩汩而出，他慢慢的转身，想看清楚这是谁朝他开的枪，他看到泥地里一只手臂，手上握着的枪稍稍的往上，对着自己，枪口留着的一丝白烟，正要散去，他也看到了枪上的那根轻轻飘动的红色小绸带，上面沾了泥，那正是他送给族长的那支短枪。里面有唯一的一颗像枣子一样漂亮的子弹。他抬头望着天空，缓缓倒下去。那支在泥里的手臂也跟着垂下。我突然感觉那颗子弹一下穿过了长官先生的身体，再穿过那白族长的身体，再是俄罗斯人的身体，打鼓老人的身体，我母亲的身体，然后在沼泽地上呼啸而去。

奶子河上，我拉着一架沉重的尸体，打鼓老人的尸体，往来时的路前进……我记得老人的那句话：

“万物跟随河流的意图。”

而那个孩子，在心里呼唤着“妈妈――”声音在沼泽深处荡漾，起起落落，低低洄洄，像汤厝鼓楼里的大铜鼓，回收它芦苇叶片似的青色音芒。

今天，汤厝人说，奶子河通向大沼泽的央心，可是这条河不会回流的，流着流着就没有了，光剩下一个像勺子一样的平地，它吞没一切。整个寒冬，大沼泽将汤厝像婴孩一样抱在怀里，寂静得有如雪一样洁白厚实。而我在一条河上，来回的走着一个自己，似一个梦，梦中倒塌的手臂、枪声，以及孩子幼小的哭声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就在脑中不断地上映直到现在，我重新走在汤厝这条古老的河上，重新听到那些倒塌的手臂和枪声。

下雪了，汤厝！

2003.12 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