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奥德修斯式的漂泊者 

作者：亚伯拉罕·蝼冢

素来以诙谐幽默著称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周刊于2005年10月24日登出叙利亚籍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Adonis）的诗作，因为此君又是本年度获诺奖呼声最高的人。早在2004年，诺奖迟迟掀不幕布时，人们对他的期待仿佛已是“众望所归”，赔率高到七比四，远远胜于其他竞争者，但是，素以行事诡秘著称的诺奖评委会――瑞典皇家文学院又弄出一匹几乎快要黑死所有人眼的黑马来，最终获奖者为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此举终于惹怒了瑞典皇家文学院评委之一的卡努·安德龙，这位80多岁的老人愤然辞职，拂袖而去，并在报纸上撰文，硬生生的称耶利内克的作品毫无优美可言，纯粹是淫秽之词。还说，是从去年瑞典文学院选了耶利内克之后，“已经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和该奖的前途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坏”。

谁拿奖其实我们并不怎么关心。也怪，近年来，人们对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兴趣好似骤然锐减了。2000年的时候，有人做过调查，拿过诺奖的大师和没有染指过此奖的大师比例是一比一。往往那些漏网之鱼好像还要多得到人们的一些希冀。尽管他们也经常在皇家文学院评委会的眼球下转动，但终不能打动那些石头的心。而这些作家们的特立独行与罕见的天才到是非常吊大家的胃口。阿多尼斯也就属于这种人。

但是很奇怪，在汉语文学界几乎还没有人介绍过这位诗人的作品。总之在网上是一首诗都没有的，连无所不译无所不能的灵石岛也没有这位著名流亡诗人的零星介绍。这是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只有一位匿名者在绍介《纽约客》某期周刊时，为行文所需译过他《句首》一诗中的几句：“我的童年向我走来/一张陌生的面孔/他沉默无语/我们同行/在寂静中注视对方/我们的脚步像一条陌生的河流/把我们隔开。”另外，流亡在外的杨炼先生2003年8月6日跟阿多尼斯做过一个对话，他也没有介绍阿多尼斯的作品。所谓对话就是两个人瞎扯，相互“卖弄”一下彼此的“孤独”和“惺惺相惜”，尤其是杨炼，滔滔不绝，好像他英语学得比较好了。而阿多尼斯的法语更好一些，因为他一直呆在法国。2005年10月份，杨炼先生在意大利西西里诗歌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题为《致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信》，又算是向这位76岁的诗人致了一回敬，鞠了一回躬。由此也见，阿多尼斯在同行之间还是颇受尊敬的。他的作品在中国介绍很少，我想一个是阿多尼斯基本上只用他的母语，即阿拉伯语写作，对阿语文学的翻译在国内一直都是乏力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的读者绝大部分对阿拉伯世界的作家和诗人阅读不够，多多少少有不在场之感。当然，兴许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意识形态等。不管怎么样说，阿多尼斯对于汉语读者，还是海面之下没有浮出的一座冰山。

1980年，阿多尼斯因黎巴嫩国内战争逃亡出国。这位对伊斯兰有着深刻“见解”的人士不为他的同胞所容，他说“伊斯兰也已经完了。作为一个文明、一个创造物，已经完了。”（《与阿拉伯诗人对谈》杨炼VS阿多尼斯）从此，他拥有13亿的庞大对手和敌人――地球上所有的伊斯兰信徒。就是这样一个人，阿多尼斯常常语出惊人。他的名气主要在西方世界传播，所以当他“卸下战袍”回到阔别十多年的祖国时，在贝鲁特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他兴头和大话又来了，一回来就破口大骂这座城市和他的祖国的落后，文明进程缓慢。结果又引起轩然大波，招致无数臭鸡蛋和烂西红柿。在阿多尼斯的诗歌语境当中，他以奥德修斯（Odysseus）西绪福斯（Sisyphus）自居，自称“风中之王”。在《奥德修斯》这首诗中，阿多尼斯写道：你是谁?自何而有祖先遗赐的舌帽/噢，贞节的语言，唯有你懂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幌子/被你携带或者抛弃？//去问阿喀琉斯吧，/祈愿揭去那死亡男子的面纱，/她去打听我那祖先遗赐的舌帽，/问起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阿喀琉斯。而在《致西绪福斯》中又写道：我立誓写下水，/我立誓与西绪福斯一起忍受/他沉默如偈的石头。从这些诗歌中我们能感觉到他的孤独和反抗命运的超然，并且承担。他的诗歌有一种巨大、高亢的音响。阿多尼斯还喜欢用“O”这个元音，你能感觉他朗诵时这个元音冲破喉管的黑暗从胸腔一奔而出的雄壮。而事实上，阿多尼斯的朗诵也的确非常精彩，气势骇人。司德夫安·卫耐（Stefan Weidner）介绍阿多尼斯时就说：阿拉伯诗人和世界主义者（漂泊者），叙利亚的阿多尼斯――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和卓越的朗诵者。

这位悲壮的诗人骨子里也掩饰不了流亡和反抗中内心的孤寂，内心像一面大海，豪情和失落，存在与死亡，在诗人内心的大海不断碰撞。在《祖国》中他写道：当面对枯萎面孔之下哀伤的面具，我鞠躬。/当面对我泪水忘却的道路，面对有如绿色云朵航行于死去父亲的脸旁上时/我鞠躬/……所有这一切是我的祖国/却不是大马士革。他更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永恒的“孤儿”，“我只是一个上天派来的语言的侍者”（《Orphans》）。但我又《祈求》（Prayer）凤凰一样在火中纯洁死亡的到来：“噢，凤凰，我祈求那种疯狂将我引导。”

阿多尼斯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把握的，他能将东方文明具体化来理解，阿拉伯文明是阿拉伯文明，尤其这种语言符号下的思维方式，西方文明始终是西方文明。二者始终无法融和一致。诗人的母语可以说是上天注定的，一如我们无法选择出生一样艰难，如果要改变的话。在他和杨炼的对话中能看出这一点：“首先，西方语言中词与物的关系，与我们语言中的非常不同，由此带来对事物观察方式的不同。举个例子，在阿拉伯语中，你不能直接说这只茶杯，你得谈论它周围和它有关的事物，间接地展示它。我们需要许多词、许许多多词来谈论一个题目。词本身就是一个隐喻。这与西方语言和存在的关联很不同。……你就不能用语言直接去谈论——甚至改变——现实。因为不存在什么现实。唯一的所谓‘现实’只是你与事物的关系。”

关于阿多尼斯这个笔名也很有些意思，阿多尼斯本名叫阿里·阿哈迈德·萨义德（Ali Ahmad said），但这个名字只限于他离开他的黎巴嫩之前那段时间。之后，他改用了一个西式名字，即阿多尼斯，阿多尼斯这个名字本来是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蒂所爱恋的美少年，是一个神话级别的人物。但是换了这个名字之后，使他的创作大大的丰收了，并以此闻名，归在这个名号下面的作品不计其数（超过30本），除了早期在国内出版的二部作品《阿多尼斯之血》（1971）和《镜子》《1976》之外，其他都是国外出版的，《苏非派神秘主义和超现实主义》（2005）、《骨灰和玫瑰之间的时间》（2004）、《如果只有大海能够安眠：爱情诗抄》（2003）、《活页：白昼与黑夜》（1994）等等。所以司德夫安·卫耐对丰产的阿多尼斯这个名字不无开涮的说：有时候诗人为了一个笔名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不过这个名字硕果累累，而萨义德则干燥乏味得多。诗人最初使用“阿多尼斯”这个名字是在1961年他的诗集《米亥亚之歌，大马士革》（The Songs of Mihyâr, the Damascan）中，版于贝鲁特。在这部诗集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过人的天赋，一方面是受传统诗歌的影响，写着爱情，死亡，安拉和自然这些主题，另一方面，已经具有将读者由不安引向宁静的本事，以及指向了阿拉伯世界的某些混乱之处。

总而言之，就现年77岁的阿多尼斯来说，大部分时间置于法兰西和黎巴嫩之间；思想上受到过尼采的影响，对伊斯兰而言，他是个彻彻底底的异教徒；而对他生活的西方世界而言他又是一个游离于自己之外的陌生人。

2006年8月8日 小汤山